我母亲死于结肠癌时，我亲眼见到，当治疗选择耗尽，给一个家庭带来的打击有多沉重。几十年来，我一直在努力避免更多人遭遇同样的命运，帮助世界各地的患者在合适的时间用上合适的药物。
正因如此，我对唐纳德·特朗普总统推动将美国药价与外国政府设定的药价挂钩，深感担忧。
问题不在于这一目标本身。特朗普说得没错，其他富裕国家长期受益于美国医药创新，却没有为此承担其应有的成本。
将一种新药推向市场，需要投入极其庞大的资源，平均投资接近27亿美元。但欧洲、日本等地的政府，长期对药品施加武断的价格管制，支付的价格仅为美国的一小部分。
这些外国政府之所以能把价格压低，是因为它们通过延迟准入、压低药物价值来实现，而这些做法恰恰是美国人普遍不接受的。结果是，世界各地的患者难以及时获得治疗，而支撑全球医药研发的回报，又在很大程度上过度依赖美国市场。
总统希望纠正这种失衡。不幸的是，他的政府提出的解决方案——“最惠国”政策，也就是最惠国药价政策——却会把美国带向完全错误的方向。
这一政策非但不能迫使外国政府为创新承担更多成本，反而会通过把美国药价锚定为海外最低价，实质上把外国的价格管制引入美国。
作为一名患者权益倡导者，我见过其他国家是如何压低药价的：靠的是拖延，甚至直接拒绝让患者获得救命疗法。
以日本为例。几乎没有几个国家像日本这样承受如此沉重的结直肠癌负担。但日本那套强制性、普遍适用的降价制度——无论药物的临床价值如何，都按固定年度节奏下调报销标准——已经严重限制了患者获得治疗的机会。
近些年，日本患者能够获得的全球新上市药物仅占43%，而美国患者的这一比例超过80%。对患者来说，每一种无法获得的治疗，失去的都可能是数年的健康、独立生活能力，以及与亲人相处的时间。
欧洲的情况也类似。英国、法国、意大利等国依赖标准化的“卫生技术评估”来决定它们愿意为新药支付多少费用。
这类评估往往会低估前沿疗法的价值，尤其是对老年人和慢性病患者而言更是如此。由于这些人原本的健康基础较弱，治疗在评估中往往显得没有那么“划算”。
结果并不意外。一项针对另外19个高收入国家的研究显示，这些国家的患者只能获得最新药物中的36%，而美国患者能够获得其中的88%。
如果最惠国政策把同样的障碍带给美国患者，数以百万计的人可能只能依赖更老、疗效更差的治疗方案。与此同时，由于外国定价体系往往低估慢性病疗法的价值，那些依赖持续创新的患者，很可能受到的冲击最大。
把美国药价与人为压低的外国价格挂钩，还会削弱支撑突破性研发的回报。芝加哥大学的一项分析估计，类似最惠国政策的价格管制，可能使美国研发支出减半，并在未来10年导致大约少500种新药问世。
创新受阻带来的后果，不仅会落在美国患者身上，也会波及全球患者，因为美国是医学进步的主要引擎。
这种损害不会止步于美国边界之内。当然，这并不意味着美国患者就应当继续为整个发达世界埋单。但解决办法，不是把美国药品价值硬拉低到外国水平，而是推动富裕国家更公平地为全球患者所依赖的创新生态承担责任。
幸运的是，政府其实有一种更好的办法来做到这一点。
如果依据301条款，对外国政府不公平的药品定价做法展开调查，美国就能获得真正有分量的筹码，向其他富裕国家施压，迫使它们停止搭美国创新的便车。只要贸易后果的威胁足够可信，那些系统性低估新药价值的国家，就可能被迫推进早该进行的改革。
因为对患者而言，最大的威胁并不只是高药价本身。更可怕的是，患者寄望的救命药物根本没有被研发出来，或者即便研发出来，也始终到不了他们手中。
最惠国政策会让我们离那样的世界更近一步。而最终为此付出代价的，将是世界各地的患者。
作者：安德鲁·斯皮格尔
